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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潘复是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任总理，也是著名的水利专家。早先他投靠张作霖，主管全国水利。1927年，任张作霖北京政府内阁总理。

　　其父潘守廉，字洁泉。与江苏布政使陆钟琦是同年进士，曾任河南知县及邓州知州，为官长达二十多年。

　　潘复自幼从父读书，家教甚严。除课上学习之外，还博览群书，涉猎报刊杂志，亦对时务非常关注。

　　清末洋务运动时，中国开始修筑铁路，清廷曾议借外债修筑津镇铁路(天津至镇江)，原定由济南经泰安，越大汶口达济宁，再东折入滕县境。

　　济宁为鲁西南重镇，工商业繁盛，交通运输至关重要，民众对此期待已久，消息传来，士民各界众议哗然。

　　在公众的推举下，潘复、吕庆圻、袁景熙、李其庄等赴京请愿，据理力争。之后，清廷议决既定路线不再改动，另修兖济支线(兖州至济宁)。潘复自此扬名。

　　之后不久，潘复入陆钟琦幕中，颇为器重。1911年6月，陆钟琦擢升山西巡抚，潘复也随之前往山西。

　　同年，山西新军起义，光复太原，陆钟琦全家遇难。经此变故，潘复回到济宁家乡，与靳云鹏合资创办鲁丰面粉公司。

　　1912年，潘复在南京政府财政部任职。4月，任江苏都督程德全的秘书，他因为军饷问题，多次上书未批。

　　潘复来到后，程德全就将此事交给他处理，潘复在书上改动18字，呈报上去之后，军饷果然立即拨放下来。

　　此事传出，潘复被誉为“江北才子”。程德全见其有才，便将他推荐给山东都督周自齐。周自齐与程德全原就交谊甚深，因此对潘复十分厚待。

　　据传，潘复的二夫人张静娟原是北京名妓，周自齐的夫人是天津名妓王喜顺，两人情同姐妹，内线裙带关系，给予其相当大的帮助。不久，周便委任潘复为劝业道道尹。

　　1913年1月，潘复出任山东实业司司长。任职期间，他买机器、办工厂，热衷工业救国，面对列强也毫不畏惧。

　　当时，山东购买的英国机械，在运输途中因故沉没于海中，众人十分惊慌，唯独潘复十分镇定。他说：

　　众人对此表示怀疑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中国对外软弱，让外国人赔偿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事。

　　后来，在对英索赔谈判时，潘复陈词慷慨，据理确凿，结果英方全部赔偿了所有损失，其才能令人赞叹。

　　在倡导办工业之外，潘复还鼓励发展加工业和农业、水产业，并提出创优等产品，与国内外竞争的建议。

　　1914年6月15日至7月5日，潘复还在济南主持举办山东省第一次物品展览会，评选出237种、682件优质产品，10月又送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参展，不少产品获得金奖。

　　1913年9月，周自齐调任交通部总长。1914年2月，又调财政部任总长，潘复随周前往任职参事。

　　清朝末期，国内运输逐渐以铁路代替舟楫，鲁西南一带运河湖泊失于治理，河道淤塞，吐纳宣泄不灵，汶河、泅水经常泛滥，东平、济宁、鱼台等县7000万亩土地连年水灾，百姓饱受其苦。

　　潘复据实向政府当局陈述灾情，于 1914年成立了“南运河疏浚事宜筹办处兼山东水利局”，设在济宁城里塘子街，由其主持水利局的相关事项，致力于运河的疏浚工作。

　　潘复培训技术人员，派员实地勘察，拟定疏浚工程计划，不久因筹借款项，遭到日美等国财团的反对，只好停办。

　　1913年3月，潘复加入统一党，为该党山东支部副部长，名誉部长是靳云鹏。

　　1914年6月，靳云鹏以“泰武将军”督理山东军务，因靳以军人初管政治，需要助手，便首先选中了潘复，两人结为金兰之好。

　　1915年秋，潘复为报效靳云鹏，利用自己任职实业司长之便，为其筹办济南鲁丰纱厂，自任经理，苦心经营，靳云鹏大发其财，潘复也跟着受益。

　　1916年5月，潘复任全国水利局副总裁，翌年升任总裁。期间，他与济宁的刘运樵、靳云鹏等八家合股建立了济宁济丰面粉厂，产品畅销京津地区。

　　1918年冬，潘复又改任运河浚疏局副总裁。同年，他与靳云鹏等14家合资2000多万元，创办了济宁电灯公司。

　　其实，潘、靳两家早就结下渊源。潘守廉在河南任州官时，其夫人生下潘复，此时靳云鹏之母在老家刚生下三子靳云鹤不久，家境贫困，靳母便到潘家做了奶妈，并带着云鹤随潘家到了河南住所，同时哺育云鹤和潘复。

　　1914年，靳云鹏加封泰武将军衔，督理山东军务，潘复登堂拜母，与靳家兄弟结为异姓兄弟。

　　1920年5月，潘复升任运河局总裁。7月，直皖战争爆发，直系军阀获得胜利。

　　此时，财政总长李思浩因安福系派的关系而遭到免职，遂由财政次长潘复署理财政总长一职。

　　8月，靳云鹏再次组阁，潘复任财政次长兼盐务署督办。从此以后，潘复利用靳云鹏的社交关系多方结纳，左右逢迎，奔走于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，寻找更多的政治靠山。

　　潘复高升之后，为谋取更多更高的职权用尽手段。1921年，山东省第三届议会选举举行。当时竞争激烈，潘复便假借国务总理靳云鹏的职权，企图操纵山东的议会选举，把省长的职务抓到手。

　　此事正投靳云鹏的心意，二人采用“磕箱换票”手法，使内定人员当选。事情暴露后，遭到了反对派的强烈反对，潘复只好作罢。

　　潘复担任财政次长期间，大发其财。他在北方联系银行，又在南方派员推销公债券，从中牟利。

　　此外，潘复还卖官受贿，发派李杜芳为塞北关监督，李书勋为津海关监督，这是两个肥缺。每年三节日，他们都对潘有“报效”。通过种种手段累资巨万，富豪一时，生活也更加奢侈。

　　潘复的烟瘾非常大，一天能抽50支三炮台。但他的烟并非买回来就抽，要经过复杂繁琐的二次加工。

　　天刚亮，潘复的书房就亮了灯。老仆老张端着个朱红漆盘进来，盘里摆得齐齐整整：银镊子、骨瓷小瓶、锡制方盒，还有一沓裁得四四方方的烟纸——这些都是潘复抽烟的“家当”，比他办公用的文房四宝还金贵。

　　潘复穿着月白纺绸衫，慢悠悠坐下来，先拿起那盒三炮台。烟盒是黄铜的，上面刻着“三炮台”三个字，边角磨得发亮，这是他托人从天津洋行里捎来的。

　　民国初年的三炮台是稀罕物，寻常人能抽上一支就觉得体面，他却要用银镊子夹着烟嘴，轻轻一旋，烟支就开了口，再把烟丝抖进银盘里。烟丝在盘里摊开，金黄金黄的，像揉碎的阳光，可潘复还不满意，眼睛凑得近近的，用镊子一根根挑。

　　挑完烟丝，潘复拿起那只骨瓷小瓶，里面装着陈年花雕。他对着银盘里的烟丝，手腕轻轻一抖，酒雾细得像雨丝，均匀洒在烟丝上，花雕是他藏了十年的陈酿。

　　喷完酒，潘复把银盘放在窗台上，阳光透过纱帘照进来，烟丝上的酒珠慢慢蒸发，屋里飘起一股酒香混着烟香的味道，好闻得很。

　　趁这功夫，他打开那个锡制方盒，里面铺着一层新鲜的茉莉花，花瓣上还沾着露水。等烟丝晾得半干，潘复把它倒进锡盒，和茉莉花混在一起，再盖上盒盖，用红绸布裹紧。

　　中午时分，潘复才把锡盒取下来。打开盒盖的瞬间，茉莉香混着烟香扑面而来，他把烟丝倒回银盘，这时候的烟丝，颜色比刚才深了点，摸起来软软的，像棉花。

　　接下来就是卷烟，他不用店里卖的烟卷，非要自己动手，烟纸是从上海买的“洋纸”，薄得像蝉翼，却不容易破。

　　潘复捏起一撮烟丝，放在烟纸上，手指轻轻一滚，烟丝就裹得紧实，再用唾沫沾一下烟纸边，粘得严丝合缝。

　　他卷烟的动作行云流水，手指灵活得不像个常年握笔杆的政客，据说他早年在天津做生意时，跟着一个老烟匠学过这手艺，后来当官了，这手艺倒没丢，反而越练越精。

　　1921年5月，靳云鹏三度组阁。财政总长李士伟因亲日而被吴佩孚所反对，一直未到任。

　　6月，总统徐世昌任命潘复以次长暂行代理部务。10月，潘复晋授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。

　　1921年11月，美国承担的烟酒款1100万元到期，北洋军阀政府无力归还。

　　为了从经济上进一步控制北洋政府，美方便提出了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，要北洋政府再借1600万元，用以归还本息后，仍有余款。

　　当时，烟酒署督办张寿龄是徐世昌的亲信，这笔余款可能要落在徐派手中。于是，作为财政次长兼盐务署长的潘复巧施权术，向美方进言说烟酒税常被各省军阀截留，靠不住，盐税作为借款的担保要安全得多。

　　在他的“努力”之下，余款都落到靳派手中。徐、靳两派的斗争引起了各派系的连锁反应，吴佩孚一向反对潘复，乘机想把潘复攻下台。

　　在天津，潘复经常与张学良、张宗昌、李景林等奉系人物在家中聚会打牌，从此与奉系攀上关系。

　　有一天，张学良、李景林、王孟钟、齐协民等人在潘复家推牌九，直至午夜两三点钟才散，张学良、李景林、齐协民在潘宅吃夜宵。

　　谈话中，潘复说：“九六公债关系我国在国际间的信用，必须加以整理。”又说，他有整理的办法，可以借此发一笔大财，以诱张、李二人，达到向张作霖保荐他当财政总长之目的。

　　1925年，张宗昌一跃成为山东军务督办，潘复见时机已到，对张宗昌竭尽逢迎贿赂，被张委任为山东督署总参议。

　　在攀附奉系的同时，潘复也不忘与直系靠近。1922年下台归居天津以后，潘复总是借打牌听戏之际进行活动。

　　每周，他都在家里举行一次丰盛的聚餐，邀请的座上客大都是直系头面人物，如吴毓麟、张廷锷、曹锟的秘书王兰亭等人，聚餐以后再以重礼奉送，在直系也颇得人心。

　　当时，北京《社会日报》主笔林白水在该报写了一篇文章，抨击潘复背靠军阀为所欲为，说潘复的字为“馨航”，与“肾囊”音相同，所以潘复与张宗昌的关系，无论怎么搞只能在肾囊之外，而不能挤入肾囊之内。

　　潘复见报后怒不可遏，认为林白水对他侮辱太甚而且挑拨他与张宗昌的关系，随即拿了报纸找到张宗昌。

　　张意不要追究，但潘复坚持法办林白水，张宗昌只好命令宪兵司令派人将其逮捕，经过酷刑审讯，判决林白水通赤有据，就地正法。

　　在此之前，张宗昌杀害害了《京报》记者邵飘萍，距离杀害林白水不过100天。

　　张宗昌的做法，激起新闻界的义愤。他们为邵飘萍和林白水举行了联合追悼会，悬挂挽联：

　　1927年1月，潘复进入顾维钧内阁，任交通总长。同年6月中旬，张作霖、张宗昌等奉系高级将领在北京开会，公推张作霖为“安国军政府大元帅”。

　　6月18日，张作霖在怀仁堂宣布就职。老派人物张作相、吴俊升、鲍贵卿等主张请靳云鹏再次组阁担任总理，但实力派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邀集了孙传芳、褚玉璞等一同推荐潘复组阁，其终于登上了总理的宝座，兼任交通总长。

　　3、议决官制官规未经厘定以前，应就现在服务得力人员酌情调用，其未经调用人员，候分别考试录用，所有积欠薪俸由财政部妥议办完，呈候核定施行；

　　1927年7月，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，张作霖在奉天（沈阳）指挥张宗昌、孙传芳、吴佩孚、阎锡山等组织军队对抗。

　　潘复则在京、津、奉天之间往来穿梭，成为张作霖的最高谋士，但北伐军势如破竹，北洋政府辖地日渐缩小，财政也愈加困难，岌岌可危。

　　面对拮据的财政状况，财政部才设立“关盐两税抵借外债委员会”，并严令各地方速收关税款解京以备偿还外债后，再充军费支出，潘复引来张的朋友阎泽溥为财政总长。

　　面对财政困难的局面，潘复理财乏术，只好大举裁员简政，中央财政经费每月只剩80万元，财政部裁员后仅剩下20个公务员。

　　可是，但这种挖肉补疮的办法仍然挽救不了罗掘俱穷的财政困难，众人送给阎泽溥一个“活阎王”的绰号。

　　会议决定成立关税自主委员会，潘复以国务总理资格兼任该会主席，委员中顾维钧居首，梁士诒次之，以下有罗文干、沈锡麟、阎泽溥、王克敏、李恩浩、莫德惠、曹汝霖、关晋、朱有济、夏仁虎等委员。

　　4月，军队进入山东。5月，骇人听闻的“五卅”惨案发生，日军在济南烧杀淫掠，屠害了中国万余军民。

　　6月2日，张作霖下令其部队退至关外。同日，北京军政府潘复内阁举行最后一次国务会议。

　　潘复及各部总长，均于12时后陆续到院，首由秘书长报告电文毕，潘复即席报告。他称：

　　时局既已由和平途径解决，中央政务，将来当然另有人负责，本人自当退让贤能，即日出京，以卸仟肩，所以以后院中一切事务，拟请许宝蘅暂时负责保管。

　　6月3日，张作霖出京归奉。凌晨l时15分，张乘车离开北京，潘复随张同行，至此，统治中国16年的北洋军阀政府宣告覆灭。

　　“本总理因公随大元帅赴沈阳，并奉谕应即暂在沈阳组织行署，一俟粗定，再行电知。

　　现下京中各部院公务，仍由负责长官妥为维持，其有应发命令事件，应随时呈明大元帅盖印电京发表。现在各阁员多数随节赴沈，国务会议着即停止。”

　　潘复因途经天津时就已经下车，免遭劫难，从此回到天津英租界，过着寓公生活。

　　在小洋楼里，潘复抽烟的规矩一点没改，挑烟丝、喷花雕、窨茉莉，一天还是50支，一支支卷，一支支抽。

　　1928年12月，张学良东北易帜，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，他特聘请潘复为高等顾问。

　　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刚起，潘复看到日本有扶植清帝之意，便在天津拉拢亡清的亲贵们。

　　他先是由吴毓麟认识了六爷载洵，后又认识了摄政王载沣，就是溥仪的父亲。不过，“九一八”之后，他并没有去东北。

　　1934年3月，潘复在寓所会见了司徒雷登，两人因利益日渐走到一起。潘对司徒雷登说：

　　“如果对华北军政各方需人联系，本人极愿奔走效劳。因与蒋委员长不熟，还请司先生便中转达我的意见。”

　　1935年，政府的代表与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何梅协定》，撤回在华北的党政军人员，华北局势危急。

　　“丢下华北不要，你为拯救华北几千万民众，必须当仁不让，出来维持，我看此事非君莫属。”

　　宋哲元最终同意。随后，北平成立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，由宋任委员长，念及潘复劝说之功，宋哲元给了他一个顾问的名誉职位。

　　潘复死后，国民政府认为，虽不能给予“国葬”优恤，但作为他长期居住的津、京地方政府的要员都要亲临致祭，表示对他晚年最后的政治作为，给予肯定。

　　去世当日晚6时，即行大殓。其家属分别以电报向张学良、阎锡山、陈调元、于学忠、王树常、万福麟等报丧。

　　潘复治丧一切事务均委托前宪兵司令王琦代为办理。潘氏旧友张廷谔、朱作舟等，亦闻耗来平，协同料理丧事。

　　潘氏生有八子：耀麟、耀森、耀同、耀楠、耀齐、耀襄、耀星、耀鳌。女四人。子女于潘氏临终时，均亲侍在侧。

　　临终前，潘氏留下口述的遗书和遗嘱。遗书写给张学良、刘哲、吴佩孚、宋哲元、王树翰、靳云鹏、黄郛、王克敏、戈定远、王树常、陈觉生等旧友。

　　10月14日，潘复发引移灵柩于天津浙江义园，家属和旧友为他举办了20世纪30年代京城屈指可数的大殡。

　　潘复内阁是北洋政府最后一届内阁，他亦是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任总理，历经了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政坛变幻，见证了清末、民国两个时代的历史沧桑。